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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桑盐业 说到曹妃甸历史，最绕不开的是盐业史。元代以后，西部八农场、十农场、十一农场、及四、五、七农场河南堡开发区区域，为越支盐场所辖；东部一农场、唐海镇、三农场、九农场、柳赞镇区域，为济民盐场所辖。越支盐场始建于蒙古太宗八年（年），济民盐场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四年（年）。直到民国三年（）盐场裁并，该区域盐业生产长达近千年。可以说，曹妃甸的历史，很大程度上是盐业历史。抛开盐业说曹妃甸历史，无疑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 盐务人物素描 在漫长的盐业发展过程中，有许多影响该区域历史进程的人物。在不同的时代，有的发挥了积极向上的作用，也有的逆历史潮流而动，成为贻笑大方的悲剧人物。选取不同时代、不同类别的人物，从另一角度，来打量这片区域的盐业史，独具特色。 1、倪德政，字正之，号凤山，天津蓟县人，一说江南苏州人。蒙古王朝灭了金朝和南宋后，最初曾对汉人采取了屠戮的灭绝政策，以期实现消灭人居、退变为草原的企图。包括今曹妃甸区一带的冀东沿海地区，首当其冲。滨海民众纷纷逃亡，沿海灶户更是十室九空，盐业遭遇到灭顶之灾。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，改变这种政策，大力发展经济，盐业生产成为税收重点。元至元二年（年），倪德政被任命为中都路转运使，重新召集和安抚滨海地区的灶户与盐丁，大力恢复该地盐业生产。尤其是越支盐场的重建，成效显著。出现了“曾不三岁，盐课以盈，席袋山积，瓦庐相连，牛马蔽野，熙熙然如在春台和气中”（元·徐元隆《重修越支盐场碑记》）的繁盛景象。同时，争取由宝坻盐司拨款，用了将近一年时间，重修“兴宝圣母庙”（即盐母庙）。并邀请翰林院直学士、礼部尚书高鸣，为“兴宝圣母庙”的重修作了碑文。由于倪德政恢复滨海地区盐业有功，随后，被元世祖调任常德安抚使。六年后，又升迁为两淮都盐运使。倪德政的功绩，不仅重建了越支盐场，恢复了盐业生产，更重要的是重修盐母庙的举措，从文化的层面上，为灶户精神上有所依托创造了条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倪德政功德无量。对该区域地方文化的发展，功不可没。 2、张昂霄，元代乐亭籍高官张昇之父。张昇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二品高官，《元史》用了很大篇幅为其作传，足见其对后世的影响之大。但对他的父亲，史籍却少有记载。年中州古籍出版社，组织出版发行了《中州名人文集》，收录了元初政治家、文学家马祖常的《石田先生文集》，其中在《卷十一·碑文》中，收录了他为张昇父亲撰写的《大元赠中奉大夫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张公神道碑》。神道碑是指立于墓前记载墓主生平的石碑。神道即指墓道。神道碑也指墓碑上的记录文字。据马祖常自己称，他是张昇的弟子。受老师张昇之托，写下了这篇文字。所以，该碑文记录张昇家族情况极为详细，张昇父亲张昂霄的从政经历，很有史学价值。说他“终更序绩，迁管勾济民盐场”弥补了《元史·百官志》的遗缺。张昂霄从“北京平准行用库提举”七品官任上，被贬为九品的济民盐场管勾。他之所以被贬官，从碑文记载他的满腹牢骚看，是因为他与当时官场风气不契合，又自视清高不愿同流合污，干脆挂官而去，以教书为业。这一细节，匡正了两宗史料：一是历代地方志乘，包括后代研究盐业的专论专著，都将济民盐场建置时间，记为至元二十四年（）。而张昂霄贬职，出任济民盐场管勾的时间，为至元十三年（），说明这个时候济民盐场建置已很完善，当然要远远早于至元二十四年。《神道碑》撰于至元年间，当时人记当时事，应该不会有错。而地方志乘是几百年后搜检史料所得，孰是孰非，不言自明；二是元代盐场主官的称谓，包括《元史·百官志》，以及后代有关盐业的文献史籍，都认为元代盐场的主官称司令。从张昂霄神道碑文中不难看出，至少在至元年间，盐场的主官称“管勾”。 3、王至德，清乾隆时代活跃在滦州、丰润的著名盐商。明清两代，能进入盐斤销售领域的盐商，都有着深厚的背景，非富即贵，而且都有着政府任命的正式官衔，否则不具备盐业专卖的条件。官商一体，是清朝盐商的一大特色。王至德的祖先为正白旗包衣第四参领第一旗鼓佐领下人，与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祖先的背景相似，曹的祖先的身份也是正白旗包衣第四参领，同为内务府世仆，皇商世家。其家族成员王惠民、王济民兄弟，及其子侄王修德、王慎德、王至德、王荣德等，亦官亦商，世代承办人参、引盐、铜铅等项贸易。清代的内务府包衣，主要由皇帝亲领的上三旗（镶黄、正黄、正白）包衣组成。包衣的全称是“包衣阿哈”，意为“家的奴仆”，内务府包衣本来出身卑贱，但是因为他们入旗时间早，世代为皇室“家奴”，所以关系特殊，加之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的便利，其仕进不仅远较汉人为优，就连一般外八旗人也难望其项背，这样就形成了内务府世家。王氏家族，从王惠民兄弟起，康熙年间，经营人参获利，进入盐商行列。到王至德达到鼎盛，其弟兄修德、慎德、荣德，及子侄等全为盐商，其所采盐斤，主要在芦台、越支、济民等盐场，销售区域分布在直隶及河南广大区域。其经营盐引的量，我们通过他们自己申请增加盐引数量，便可知其一二：“雍正10年，巡盐御史鄂礼疏称，商人王慎德在部呈请，愿将承认蓟州、遵化八州县原额引外加引道；王惠民自认滦州、迁安、乐亭等三州县，原额引外加引道，例増课银两。经部议准，派蓟州引、遵化引、丰润引、玉田引、宝坻引、平谷引、三河引、香河引、迁安引、乐亭引。并请领余引0道存贮司库、督令先销额引。额引不足者，将销不及额地方之引照旧融销，额引全完呈请需用余引，照数纳课。如能销完，再请颁发。倘有余剩，一并汇缴。议行”（清黄掌纶纂《长芦盐法志、卷9、转运上》嘉庆十年刻本）。“雍正12年，直隶总督李卫奏称，京东蓟州、遵化、丰润等八州县商王惠民总管行私，每年多卖盐余包。至雍正10年，惠民令子慎德始赴户部，加出引道，其实尚可再増引余道，经大学士伯鄂尔泰等议请行令，该御史查明酌议。经巡盐御史三宝等疏称，宝坻、三河二县原増加之引已足销卖，毋庸再加外，蓟州再加引，遵化再加引、平谷再加引、玉田县再加引，香河县再加引，迁安再加引道，乐亭再加引道，共加引道，照余引，每引征银4钱6分6厘零，每年共征银两1钱，于雍正乙卯年为始颁发完课”（清黄掌纶纂《长芦盐法志、卷9、转运上》，嘉庆十年刻本）。这仅是增加的盐引数量，实际经销的数额有多大，就可想而知了。后因多种原因，逐渐败落。乾隆37年，至德去世，其三子王同文打理盐斤运销，由于经营不善，查出亏空盐课达90万两之巨，被长芦盐运使所参，惊动乾隆皇帝。最后被抄家，结局比曹雪芹家族还悲惨。 4、王钟霖，字雨生，山东历城（今山东济南）人。历经清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，从讲师做起，经过秘书岗位历练，官至六品运判。但他虽然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，却少有显绩可言。概括王钟霖的一生，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评判：王钟霖是个优秀青年，自幼刻苦读书，发奋学习，但仕途很不顺利；书法成就远远高于他的为官业绩；业余生活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在职期间的贡献。 王钟霖饱读诗书，于道光二十四年（公元年）很顺利的中举。可是以后多次进京赶考，都铩羽而归，名落孙山之后，他自己也不无遗憾地说“春闱屡阻”。不得已，中举人十三年后的咸丰七年（公元年），接受皇帝以貌取人的大挑。也许是真的容貌一般，也许是皇帝看走了眼，命运与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，才高八斗的王钟霖，只被选为二等。按照清朝规定，大挑为一等的，才能后补知县等官差，二等的只能做学正或教谕，他便被派往山东陵县的三泉书院做主讲。后因其书法成就极高，经人推荐，入京城，任内阁中书，掌管撰拟、记载、翻译、缮写之事，相当于今天的国家领导人的文字秘书了，进入七品官行列。经过努力，由主事晋升为员外郎，相当于副厅级了。虽然官阶不高，但毕竟工作在领导人身边，权利不小。后调任兵部车架司，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运输局。同治元年（公元年），任职长芦盐运司，第二年，改任蓟永分司运判，在宋家营衙署办公。一直干到光绪四年（年）去世，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，大概是历史上这个职位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了。 王钟林霖任上，经手了两件当地影响很大的事情。一是李八廒灶户案。光绪元年（1年，）受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委派，全权处理了李八廒灶户与丰润盐商震豫恒的纠纷，并得到较圆满解决。同意李八廒和孙家灶两村灶户，可以在驻地附近晒盐，并争得李鸿章批准，由运司拆借五百两银子，用于灶户开滩。二是盐务整顿。同治四年（年），受时任直隶总督刘长佑委派，组织实施以盐务整顿为名的盐政改革。由于该项改革不得人心，不到两年，就寿终正寝。同治皇帝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。同治十年（年），又专门下达谕旨，追问此事：“谕军机大臣等，御史彝昌奏：盐务废弛，请遴员专运，严禁私销一折。据称，永平府属盐务，自改归官运后，分司王钟霖办理未善，复归滦州经理。该州盐吏门丁，有私自运销情弊，济民场大使蒋嘉泉畏罪禀诉，虽经运司严饬认真掣配，该分司并未照办，切所得余利，悉已肥己，亟须更改章程，拣派廉员前往承办各等语。永平盐务，归地方官经理，有无流弊，是否必须派员承办，方臻妥善。著李鸿章查明实在情形，斟酌办理。分司王钟霖等如实有侵蚀盐课情事，即著从严参办，以儆官邪。”字里行间，都表明皇帝对王钟霖办事不得利的不满。这时，直隶总督已经换成李鸿章了，虽然没有处分王钟霖，但一干就是17年，也不得提拔，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与同治皇帝的谕旨不无关系。 王钟霖利用业余时间，做了几件很有意义、流传后世的事情。不忘其舅父嘱托，辑有《国朝历下诗选》等书。特别是他经过实地考察，撰写的《济南七十二名泉考》，不仅详细描写了晚清时期济南名泉的喷涌盛况，而且弥补了前人对济南名泉考证的许多缺憾，是研究济南名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。他的书法成就更为后人称道。今天仍立在济南趵突泉的“第一泉”和天津蓟县盘山上的“逍遥游”，依然是今天游客们赏读的著名旅游景观。 5、孔昭杰，原名昭辰，五十岁后改名昭杰，字俊峰，山东曲阜人，为孔圣人七十一代孙。生于乾隆四十五年(公元年)，卒于咸丰二年(公元年)，历经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四朝。孔昭杰出身官宦世家，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熏陶，又饱渎诗书，二十一岁乡试中举。可是似乎运气不佳，六次会试都无功而返，刹羽而归。到了三十六岁，不得不向命运低头，纳粟捐得了盐务大使的低级官职。先是做长芦盐转运司沧州批验所大使，后于道光二年(公元年)任越支盐场大使，任满五年后，荐任盐城县知县，后因事被参而罢官，后半生致力于书院讲学。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刻印了由他自己撰写的年谱，名《知非录》，简要地记述了一生所经历的事情，他在越支盐场任大使五年，对当地风土人情多有描述，既可以了解盐场大使的履职情况，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我们这个区域彼时的社会状况，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。 明清两代，盐场大使的地位，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。整个明朝，包括清朝雍正朝以前，盐场大使的品级是不入流的。清雍正六年（年）以后，盐场大使才列为八品，经济政治待遇也大大提高。其职责为“掌催灶课、巡视锅团、督修场舍，以豫凌阴，浚卤池以备煎晒。有包纳折镪和土卖筹者，闻于分司禁治之”。实行年薪制，每年俸银四十两，养廉银二百两。到了乾隆朝以后，盐场大使任职期满，如果考核称职，可以荐为知县。 《知非录》提供了许多正史不载的信息，有以下几个方面: 一是动用“养廉银”修缮衙署。孔昭杰在越支盐场大使任上，重修了盐场衙署：“余履任后，遵借廉修署之例，上请允可。于癸未年（年）兴工，次年工竣”。何为“借廉修署”？清朝承袭历代旧制，凡官员欲修衙署，必须自己掏钱，而且清朝对此管理更趋严格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“官不修衙、客不修店”的重要原因。从中央到地方，都没有营建或修缮衙门的专门经费，谁想修建衙署，一概自己掏钱。这也是历代地方志乘中，凡有修缮衙署之举，便作为一大善政记录在案。那么衙署实在倾颓，难以办公了怎么办呢？对此朝廷也做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是：坍塌过甚者，分别轻重缓急，本着尽量从简、从俭的原则，估报所需费用。上级批准后，可以从其所掌握的闲置银两中借用，但明确为是借用，事后再从借款人养廉银内逐年扣还。按照借银数目大小，确定还款时限。盐场大使的每年养廉银有二百两，拿出一部分用来修缮官署，应该是能够承担得起。清政府还特别规定，修缮衙署不仅自己掏钱，还要必须确保工程质量，否则同样要追究责任并承担经济损失，连带验收工程者一起受处分、扣工资：“凡官员预借廉俸兴修衙署，系旧料移建他处，或全行拆卸，另行建盖者，于工竣后，保固十年限内，遇有坍塌倒坏，令后任查明前修原案、估计工料，说明上司，委勘切实，着落原办官照数赔缴，并得委验出结之员，报部参处，照不行查明给结例，罚俸一年”。这些规定，很值得今天借鉴。 二是介入地方事务。从明到清，盐场官员的设置，总的趋势是日益简化，但其职责却向越来越地方化的方向发展，这与明清两代，县辖范围过大有关。县衙官员人数有限，管理半径过大，造成县官对边缘地区，特别是地处滨海的盐区鞭长莫及。这就出现了盐场大使介入地方事务的状况。孔昭杰在他的《知非录》里对此多有表述，对帮助我们认识清代盐场官员职权范围，以及与地方官员行政管理职责的交叉，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。《知非录》里收录了他撰写的一篇纪实文章，名《七月捕蝗记》，原文很简单：“捕蝗以为民也，而民不乐从者，何哉？盖蝗之来也，有不食而过者，亦有地相毗连，或食或不食，即食，亦不能尽食也。一经捕蝗，则蝗未食而蹂躏殆尽矣。丙戍之秋，蝗蝻大作，丰润傅明府，以宋家营灶户居多，捕蝗之役托之于余。其时，秋禾已刈，可无蹂躏之患。余令各庄灶户，挑长壕二十余里，蝗蝻自南而北，悉入壕中。四乡用车装运煮之，以喂鸡鸭及豕，去其十分四。其余六分，用土埋于壕中。其间有生翼者，夜柴燃火，令自投火中，旬日(十天)而毕。嗟呼，捕蝗非民所乐，纵然亦视捕之者何如耳？若禾稼未登，舍肯为此哉？是为记”。蝗虫对农牧业危害甚烈，自古至今都一样。即便今天科技如此发达，国家农业部，包括一些重点牧区，仍然专设灭蝗办，专司蝗虫的预报、灭蝗方案的实施和危害程度的调查等。在建国前，包括今曹妃甸区域在内，蝗虫是与水、旱灾害并列的自然灾害之一。鉴于此，对待蝗虫，地方官员都会全力以赴，不敢掉以轻心。偏处一隅的越支盐场，也免不了受蝗虫之害，虽然这不属于盐官职责，但盐场大使也不能置身事外：“丙戍之秋，蝗蝻大作，丰润傅明府，以宋家营灶户居多，捕蝗之役托之于余”。很清楚，灭蝗的事情是丰润傅知县委托他的工作，他率领灶户，与民户一样，把灭蝗当做大事来抓。 三是热心地方教育事业。封建社会，朝廷对百姓教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。所以虽然各级政府机构很精干，但机构再精简，教谕这个职位却是不可或缺的。由于朝廷的重视，所以盐官也会积极热心当地的教育活动。孔昭杰记录了他与当地学子们的互动情况，以此表明盐官与地方官一样，是很看重人才的培养的。孔昭杰的活动叫“立文会捐资做膏火奖赏”，包含了两方面内容：一方面成立社会团体性质的文学社；另一方面，举行征文活动，并进行评奖，获奖者将得到由他自己捐款的，具有基金性质的升学奖励资金。 四是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。《知非录》里，还简要记述了孔昭杰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的情况：“捐修民间救火器具，复修救火会，设立更夫，保护居民”。不无自豪地记下：“合场绅士送‘化恰浭南’”扁。他的三个儿子对此也做了简单的评述：“府君任越支，以盐务兼理灶户讼事，民咸服焉。又兴文会、火会、打更诸善政，故有‘化恰’之颂，前此诸任所未有也”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，这些所谓的善政，对盐官而言，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，并不是职责要求一定要完成的，所以才有当地绅士送扁这一举动。 四是家属随迁。清朝初年，对盐场大使回避制度，没有严格要求，但随着时间延续，发现在本地任职的盐场大使，免不了徇私舞弊，因此从雍正朝以后，盐场大使也不得在家乡本地任职。孔昭杰是山东曲阜人，所以到任后，夫人孙氏也随之住在越支场衙署，并病死在宋家营。孔昭杰为此写了很多悼念亡妻的诗词，情真意切。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低级官员的感情生活。 6、羊廷机，字心元，号菊隐，浙江省海宁人。雍正甲辰（年）举人，乾隆初年，任越支盐场大使。民国《海宁州志稿》中，简略地记录他的事迹，特别记述了他任职越支盐场大使的善举：“越支民风滑悍，丁粮多积欠，盐款多亏缺，私煎私贩之，弊不尽剔，廷机谆切晓喻，输将踊跃，查察儆严，陋弊悉捐，由是商灶乐业。廷机素有文誉，在越支设月课以集诸生，亲为讲解诗文，一经指画，皆有文采可观。后以引年乞归，卒时，七十有九”。文字虽然不多，但反映的两个方面内容却很值得一谈。 一是不说“彪悍”或“剽悍”，而称“民风滑悍”，一字之差，谬之千里。彪悍”是说身体强壮且勇猛。“剽悍”是说动作敏捷且勇猛，而“滑悍”的“滑”有“油滑”、“狡诈”的意思，明显带有贬义。何以有这种评价？一方面，这个记载出自羊廷机家乡的地方志《海宁州志稿》中，编纂者为了抬高羊廷机的能力，有意贬低所辖区域百姓的品格，经其教育引导发生了改变，由是“商灶乐业”，无疑是政绩一件；另一方面，“丁粮多积欠，盐款多亏缺，私煎私贩之”也的确是事实，这与朝廷盘剥过甚，灶户为了糊口，逃避税粮征役不得已而为之，有直接关系。 二是“在越支设月课以集诸生，亲为讲解诗文，一经指画，皆有文采可观”。这与孔昭杰的记载大致相同，说明盐场大使除盐政、盐务工作外，帮助当地学子学业进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，不仅每个月召集当地学子集中学习，而且亲自授课指导。盐场大使的这类会社活动，影响了多少人，帮助了多少贫困学子读书深造，查不到历史资料。不过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他们的这些活动，对发展当地教育，一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。 赞赏 |
